别让个性化人物解读流于肤浅庸俗
《语文学习》杂志社组织的“四通”杯征文比赛二等奖
一千个哈姆雷特首先必须是哈姆雷特
——别让个性化人物解读流于肤浅庸俗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215600 严林芳
【摘要】个性化解读 文本情境 文化传承 拒绝庸俗
最近上到高尔斯华绥的《品质》,许多同学都为格氏兄弟的敬业精神和悲剧命运唏嘘不已,但也有学生颇不以为然,觉得这两老头太迂腐了,他为什么不多带些徒弟,为什么不与大公司合作,最后饿死实在是自作自受。说于同行,竟也有人认为这两人的确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手工业作坊被大机器生产淘汰是不可更改的历史洪流;而且“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可以然嘛。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个很有创建的主张,大体意思是每个读者都可以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进入文本的语境和人物的处境,揣摩人物的心理,解析作品的主题,从而形成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和对文本的理解。比如我们评价《项链》里的马蒂尔德就应该摒弃冷酷的阶级分析论,无须对所谓的权威亦步亦趋肤浅盲目地认为马蒂尔德作为小资产阶级,应该为自己的虚荣付出代价。依据“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理念,我么完全可以把她看成和我们读者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她年轻貌美,生长在那样一个浮华的时代,向往被人艳羡本无可厚非;跟着莫泊桑细腻的笔触,怀着真诚的同情体验主人公戏剧化的艰辛历程,慨叹造化弄人,也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浮华和平凡的幸福最值得珍惜。这个理念强调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鼓励读者不屈从于权威,不拘泥于定论,真实地走进文本,从而丰富人生体验,滋养人文情怀,提高审美品位,而绝不是只为获得一个人云亦云的概念或所谓的知识。
但是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无限张扬读者的主体性,以至于脱离文本肆无忌惮地再创造。“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理念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沉入文本、进入情境,用自己最柔软最敏感的心去触摸人物的生命印痕,去感受作者滚烫的心。无论你创造了什么样的“哈姆雷特”,他首先必须是”哈姆雷特——一个中世纪晚期的王子,一个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青年,一个战胜脆弱走向坚定的灵魂!
教师作为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和解读交流的参与者,应当是有见识、有原则的舵手,当学生把“哈姆雷特”“个性化”地解读为“哈斯勒姆”、“希姆莱”等莫名其妙不伦不类的变种时,我们大可不必顾忌挫伤他们参与和创造的积极性,而是直接当头棒喝,因为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就无所谓成功的彼岸。
一 个性化解读人物,不能以再创造的名义规避困难投机取巧
一个广为人知的误读是关于“愚公移山”的,有学生认为愚公的做法本来就是错误的,耗费几代人全部的精力去移山,相对于搬家,效率相比岂可同日而语?这看似正确的观点其实荒谬至极。首先,“愚公移山”是寓言故事,为说理而诌,挑战困难的决心和毅力是故事的灵魂,开山担石运于渤海之尾只是为了使主题更鲜明而刻意夸张的情节 —— 把夸张变形的手法解作荒谬,其本身不是更荒谬吗?让愚公搬家和让宋人围栏养兔、郑人试穿鞋子一样,都是忘了文本的文体特性,以认真现实的眼光审视夸张归谬的手法,不是创造思维,而是制造滑稽。其次,我们姑且就形式论:愚公之山或可不移,他可以选择搬家来解决问题,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问题常常是退无可退无可逃避的,譬如环境污染,譬如海面上升,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搬到哪里去?而且,“世之事有难易乎”,你总是想投机取巧回避困难,小困难都可能会在你心中潜滋暗长成一座大山;如果我们勇于面对,为移山而孜孜以求,以坚毅不挠之精神,加之技术方法的突破更新,也争取更多志同道合者理解参与,谁说山一定不可移?
文学经典或文化的个性化解读是再创造,但再创造未必都有价值。高鹗呕心沥血的四十回《红楼梦》尚且难免被人诟病,读《围城》而不能自已者惨淡经营的若干后传更是被视为狗尾。无厘头式恶搞如唐伯虎挥人泼墨作画,初见时让人为其巨大反差、奇特想象、匪夷所思的创意爆笑,但低层次重复之后,其以解构庄重神圣而获取的娱乐效果也很快被创造者的庸俗与肤浅消解殆尽。戏说的电影至于近些年盛行的“黑话”和“ Q版”,再到登峰造极的新拍电影《阿Q正传》,作为成年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倒也未必全无价值,但其对原作的肆意篡改、庸俗化解读不仅是对原作的亵渎,有些也是对读者忍耐极限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学生与经典之间的隔膜很快被文化垃圾充斥,为亲近和传承经典而解读,结果却导致了对经典的疏离和误读,南辕北辙,实在可惜。
优秀的文本对于学生首先应当是精神食粮,而并非刺激再创造的催化剂。过分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可能糟蹋了作者的精神劳动,更可能让学生失去了丰富人文素养和提高审美能力的机会,而且容易让他们浮躁肤浅、自以为是。
二 个性化解读人物也不该以真实的名义推卸责任追崇庸俗
再看本文开头提到的《品质》,格斯拉兄弟皮肤像皮革一样起皱,他们沉醉于皮革的香味,由衷地赞叹“多美的皮革”,执着于用最好的皮亲手做最合脚的鞋。皮鞋不仅是产品,更是工艺甚或是他们的孩子;做鞋子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穷心竭力的创作,是追求极致完美的生存方式。可是机器大生产抢走了他们的客源,不计成本的制作耗尽了他们的积蓄,可怜的格斯拉兄弟最后无以为继,竟至于饿死。这是他们两兄弟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个性淹没于整齐划一的流水线,品质黯然在艳俗浮夸的广告前。悲剧本身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损坏于读者面前,让我们在璀璨光华的迸碎瞬间震撼于其晶莹剔透的本质、感佩其不为瓦全的意志。
因为结局而否定选择的正确和执着的意义,是精神的柔弱,不能承受失败,不能欣赏悲剧的魅力,这是不成熟的表现。尽管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们还是要宣称“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我就是第一千零一名”,“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那就让所有的苦水都倾泻到我头顶”,世界上从来多的是“哺其糟而啜其醴”的“与世推移”,教育怎能安之若素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缺失?如果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一切举措的出发点,那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就只是顽固,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更只是迂腐。正是因为心头有一轮“以天下为己任”的明月,杜甫独对自己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高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谭嗣同直面西太后的屠刀放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于谦在整个明王朝魂飞胆散之际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林则徐在清政府风雨飘摇中不计祸福虎门销烟……对品质的追求,对正义的坚守,对苦难者的同情,对人性美的赞颂,这不正是教育者最要传递给学生的营养吗?
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但我们的生活不能只有物质和现实。语文学科要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同时也肩负着传承文化、丰富学生精神底蕴的责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接受现实安于现状的囚徒们渐渐被体制化了,终于熬到释放之时却不敢走出禁锢,竟至于在自由的世界中悬梁自尽;而主角安迪杜弗伦被关禁闭七天之后,打开门居然还能面带笑容,以一张庸俗的海报后作为掩饰十几年如一日地挖掘着通向自由的路——打动亿万观众的不正是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自由世界执着的追求吗?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解读人物时怎能以真实的名义推卸责任追崇庸俗。
参考文献:《现代新儒学教育流派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12
《教育中的建构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透视名师课堂管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3
本文作为苏州市级课题“传统教育思想在现代语文教学中的传承”研究成果,曾参与苏州市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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